某某人的行李
查尔斯·狄更斯（英） 著
张玥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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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留存待取
第二章 他的靴子
第三章 他的牛皮纸包
第四章 他精彩的结局
第一章 留存待取
此篇陋作是一个茶房写的。他出身于茶房世家，目前他的五个弟弟都在当茶房，唯一的妹妹也是茶房，他想就他的职业说几句话。首先在此，他希望以友好的态度将此作献给约瑟夫，伦敦中东区斯拉姆杰姆咖啡馆的年高德劭的茶房领班。不论是从一个茶房的角度还是从做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人比他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或者比他在才智与心肠方面更享有盛誉了。
为了不使“茶房”这个词的含义与内涵在公众的心目中引起混淆（在很多问题上都很容易产生这种混淆），此篇拙作希望可以给出关于这个词语的说明。
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出去等着给人端茶倒水的并不能称为茶房。
也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在共济会的客房里，或者在伦敦，英格兰等地忙不过来的时候叫的帮手也并非茶房。
在举行一些盛大的宴会时，根据需求会找寻一些帮手（这些人很好识别，他们招呼客人的时候呼吸困难，酒瓶里的酒还有一半就给收走），但这些跑腿的算不得茶房。
因为不管你是裁缝，是鞋匠，是经纪人，是卖蔬菜水果的，是给杂志画插图的，是做买卖二手衣物的，还是卖小玩意的，你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在某个中午或者晚上丢下这些活计，干起茶房来。
你或许以为自己能，其实你不能；你甚至会以为自己行，其实你也不行。
如果你在一位先生那里当帮佣，由于长期以来不能与厨子们友好相处（顺便说下，厨子总是很难相处的），你也不能一气之下就丢下差事，干起茶房来。
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体面的人在家里可以低声下气、逆来顺受，但出了家门，在像斯拉姆杰姆咖啡馆这样的地方可绝对不会这样。
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茶房呢？
你必须自幼就受这方面的熏陶。
你必须生来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美丽的读者——如果您是一位可爱的女性的话——您可知道什么样才是生来就能干茶房吗？那您就从这个已经61岁的老茶房的平生经历中了解一下吧。
在你其他能力尚未萌生，只知道填饱肚子的时候，你便被偷偷摸摸地带进纳尔逊海军上将纪念碑附近的大众餐馆的餐具间，在那儿偷偷地接受英国女性身体中值得自豪与炫耀的强身健体的养分。
你的母亲嫁给你的父亲（他在别处当茶房）是万分机密的，因为一个女茶房如果被人知道她已婚的话，会对她的活计大大地不利——就如同舞台上的演员们一样。
于是你被偷运进餐具间，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带你去的祖母又极不情愿。
在混合了烤肉、炖菜、汤汁、煤气和麦芽酒的气味中，你汲取了你最早期的养料；你的那位极不情愿的祖母坐在一旁，等着接住你，因为一旦你的母亲被唤走，就得把你放下；祖母的围巾随时准备捂住你自然的哭喊声；在你的周围是与你纯真的心灵极不相称的油盐酱醋、脏盘子、盘盖子，还有冷肉卤；你的母亲没有给你唱催眠曲抚慰你，而是天天尖声高喊牛排猪肉。
处于这些不利的环境中，你早早的就断了奶。
因为你变得消化不良，你那极不情愿的祖母变得更不耐烦了。她养成了不停地摇晃你的习惯，一直把你摇到消化系统失灵，根本不能消化食物。
最终她也在劫难逃地死去了，若能再早点脱离苦海，就要谢天谢地了。
随着你的弟弟们相继出世，你的母亲辞去了工作，从此脱下了她漂亮的衣服（她以前不管穿什么都很漂亮）也不再将乌黑的头发梳成小卷（以前，卷发总是在脑后晃来晃去的）。每到深夜，无论天气如何，她总是在北面的一个破院子里等着你的父亲，这个院子直通皇家垃圾箱饭店的后门（据说这个名字是乔治四世御赐的），你的父亲就在那里当领班。
但是那个时候皇家垃圾箱饭店的生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你的父亲挣得很少——除了在酒这个方面。
你母亲多次探访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家用，她还派你去那里吹哨子，叫你的父亲出来。
有些时候他出来，但是一般都不会出来。
不管他出来不出来，他的这部分生活虽与公开的茶房活计毫无关系，也是要严守秘密的，对此你的母亲也非常赞同。你和你的母亲在院子里躲躲闪闪，严格保守秘密，即使被严刑逼供也不会承认你们认识你的父亲，或者承认他除了迪克这个名字之外还有其他名字（迪克并不是他的真名，虽然人人都叫他迪克），也不会承认他有任何的亲人家属、老婆孩子。
或许正是这种吸引人的神秘气氛，加上你父亲自己在垃圾箱饭店里所住的潮湿房间——它位于漏水的水箱后面，有点像地下室，室内有一个水槽，一股霉味，一只餐具架，一只酒瓶架，还有三扇彼此形状都不尽相同的窗户，没有一点光线——使得你年轻的心灵切实地感觉到你长大后也一定要当茶房，不光是你这样觉得，你的几个弟弟甚至你的妹妹都这样认为。
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确信你们生来就是当茶房的。
在你人生的这个阶段，突然有一天，你的父亲在白日里回到了家中，来到你母亲身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种行为对于茶房本身来说，无异于发疯——然后他躺在床上（也是你母亲与你全家人的床）说他的两只眼睛疼得就像蘸了芥末的腰子。
医生也无能为力，你的父亲还是咽了气。他折腾了一天一夜，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念念不忘他的老本行，断断续续地念叨着：“二加二等于五，三个是六便士”之类的胡话。
他葬在附近的教区墓地上，那天上午，凡是干了一辈子这个行当又能暂时丢下手里脏杯子的，都去为他送了行（也就一个）。于是失去了父亲的你围上白围巾，在人们的关照下，被领入了乔治烤肉歌舞夜餐馆。
在这里，你靠着盘子里的剩饭充饥（这也需要碰运气，通常不知为何，盘子里就剩下点芥末），渴了就喝点杯子里剩下的（一般就是几滴水和一片柠檬）。晚上，你站着站着就睡着了，直到被一巴掌打醒；到了白天，你又被指派去清洗咖啡馆里的每一件用品。
你的床上铺满锯屑，床单上尽是雪茄烟灰。
在这里，你的重重心事隐藏在白围巾挽成的漂亮领结下（准确地说是再靠下、靠左一点），你的额外收获是通过记住主教的名字、招呼洗碟子的人而掌握了一些入门知识。逐渐地，你开始在角落包厢的隔板背后用粉笔练字提高修养，直到你可以在没人用墨水的时候使用墨水，就这样，你慢慢长大，发现自己成了一个茶房。
在这里，我想就我的职业说一些恭敬的话。到目前为止，它仍是我自己与家人的职业，而一般很少有人对它感兴趣。
一般来说，人们并不理解我们。
是的，不理解。
我们得不到足够的体谅。
比如说，大家说我们经常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或者说我们漠不关心、冷冷冰冰。
换作是你，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一大家子人在等吃等喝，你的精神状态会是怎样？你只能在下午一点和晚上九点生意清淡的时候吃点肉，而且只有越多的客人光顾，他们消费得越多，你才能吃到越多的肉。
换作是你，你会怎样？正当你的消化欲望无比强烈的时候，你却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招呼一百位陆续光临的顾客（为了便于讨论，我就暂且说只有一百位），他们满脑子都在想黄油、肥肉、肉卤和黄油酱，不厌其烦地问你这块肉是什么肉，那盘菜叫什么菜，仿佛整个世界上只有你、他和菜单。
换作是你，你会如何？那么再来看看你还需要掌握些什么知识。
你从不离开餐厅到外面去，但是他们总是以为你无处不去。
“克里斯托弗，我听说游览火车撞车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克里斯托弗，意大利歌剧院这几天演什么呢？”
“克里斯托弗，约克郡银行的实际业务情况究竟怎么样啊？”同样地，内阁部门给我造成的麻烦比他们给女王的还多。
至于帕默斯顿勋爵，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时常为他提供服务，为他不辞辛苦，这让我都有资格得到一份补贴金了。
再有，看看我们所充当的伪君子，以及我们不得不说的谎话（我希望是善意的谎言）！为什么一个每天候在店里被使唤的茶房必须会鉴定马的优劣，还要对驯马、赛马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如果我们对于这些运动没有兴趣的话，我们口袋里的本就不多的小费就会减少一半。
对于耕种也是这样（真是令人费解）。
打猎也是这样。
我知道，如同八月、九月和十月总是依次到来一样，我在内心里一直深深为自己感到羞耻的，因为我必须装着十分关心松鸡的翅膀有没有长硬（多数时候是鸡翅，有时是鸡腿，仿佛它们对我来说很重要似的，何况还是没熟的！）；我还得假装非常关心芜菁地里的山鹑多不多，野鸡怕不怕人，或者你们随便提出的任何问题。
然而你们会看到，当一位先生掏出钱包把账单拿到面前时，我或者我的同行就会把手搭在包厢隔板的背面，哈着腰，推心置腹地与他讨论着这些问题，仿佛这关系着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幸福。
我曾提到过我们微薄的收入。
现在来看看最不合理的一点吧，这是我们所受到的最不公平的待遇！也许是由于我们右边口袋里总是装着不少零钱，也许是由于我们上衣后摆里总是放了不少半便士铜币，又或许是人类的本性（我不愿意相信是这样的），大家总是说茶房领班都很有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流言是怎么流传起来的呢？
是谁开的头，他又凭什么说出这些不知脸红的话呢？
站出来，你这个造谣诽谤的家伙，将法院公证过的茶房的遗嘱拿来给大家看看，来证明你的恶言呀！
然而谣言流传得如此之广——尤其是在那些给茶房小费最少的那些吝啬鬼们中间——否认也白搭；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们不得不抬头挺胸装出一副如果有人愿意，我们就会合伙和他做生意的势头。
原先这里有个经常光顾斯拉姆杰姆咖啡馆的小气鬼。那时候，现在的笔者还没有因为自己掏腰包请手下人喝茶而离开斯拉姆杰姆咖啡馆，那个小气鬼总是对我们横加嘲讽。
他给的小费从没超过三便士，也从不愿多掏一便士，然而他却说我的手里持有大量的统一公债券，还放高利贷，是个资本家。
有人无意中听到他夸大其辞地对别的顾客宣称，我将数千英镑放贷给酿造房和啤酒厂，从中收取利息。“好啊，克里斯托弗，“他总对我说（就在刚刚给了很少的小费之后），“找个店面开张怎么样啊？”
“怎么，凭你的财力，还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吗？”总之，谣言像长了翅膀似的满天飞，弄得人们头晕目眩，难辨真伪，以至于那位德高望重、在西城旅馆久负盛誉、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茶房之父的老查尔斯这么多年来也辩解不清，甚至他的妻子（他也有一位不为人知的老太太在为他履行妻子的职责）都信以为真。
那么结果又如何呢？
他下葬时，有六个被选中的茶房抬着他，身后还有六个等着替换的，六个护柩的，所有的人痛哭流涕，没有一只眼睛是干的，这样的送葬规模仅次于皇家待遇。回来后，他的餐具室和住处也被上上下下搜索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找到。
怎么能够找到？他的遗物除了上个月捡到的一根拐杖、几把伞和一些手绢（恰好是他还没有处理掉的，他这一生总是每月定时清理这些东西），再无它物。
这就是无处不在的诽谤的力量。老查尔斯的遗孀目前尽管已经住进了位于蓝锚路上的软木塞开发公司的养老院，（上周一我还在养老院门口看见过她，她带着整洁的帽子，与其他人一起坐在温莎扶手椅里），仍然在想着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找到约翰藏的财宝呢！
不仅如此，在他化为尘埃之前，西城饭店的常客们就凑钱为他画了一幅真人大小的油画挂在餐厅的壁炉架上。有些客人表示不喜欢，他们挑刺说，这幅画应该多一些衬托的东西，比如在窗外画上英格兰银行或者在桌子上画上保险箱等等。
但也有一些脑子比较清醒的人指出，画里应该增添一个瓶子、塞子、以及拔塞子的姿态，这些人的观点得以通过，这才没有使得这幅画按照那个样子流传下来。
现在我得回到正题上来了。
我无意冒犯任何其他行业中的人，我所说的话仅是我的职责所在。在这个号称海上霸主的自由国度里，我将继续就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在我人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有消息传来说我被解雇了，至于是哪个餐馆解雇的，就不用说了，因为之所以被解雇也无非是那些常用的借口，而我对那些行为愚蠢、卑鄙至极，且不符合英国人情的餐馆，我是不会为之作宣传的——我再说一遍，在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当我离开了一个无须再提的卑鄙餐馆，还没有到我后来有幸担任茶房领班的那家餐厅上班的时候，我开始考虑今后要做些什么。
有人代表现在的这家餐厅向我提出邀请。
我提出了必要的条件，并做了必要的补充。最后，我们签订了合同，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职业生涯。
我们提供住宿，也提供餐饮。
我们经营的不是一般的餐饮，也不愿经营一般性餐饮。
每当有食客光顾时，我们知道怎样打发他们，让他们下次再也不来了。
我们有私人包厢，也有家庭式聚餐，但以卖酒为主。
我在餐厅的一头单独占据一块地方，里面放着人名地址簿和笔墨纸张等，这个围起来的空间在餐厅一头，高出周围一两个台阶，四周用栏杆围着，我把它叫做美好的老式风格。
这美好的老式风格指的是不管你要什么，甚至是一张封信的胶条，你也必须找茶房领班要。
你必须把自己当成他手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得依靠他。
任何一家生意要想不沾染欧洲大陆上的恶习，就再无别的方式可选。
（毋须一提的是，如果一定要用语言表达而英语又不够好的话，请诸位太太、小姐和先生们最好到别处用餐。）
当我开始在这个有着良好规则且经营有方的旅店安顿下来后，我注意到，在24B室（它位于楼梯上面的一个拐角处，通常住的都是一些没什么身份的人），床下的角落里有一堆东西。
白天上班的时候，我问了下负责收拾客房的侍女领班：
“24B室里放着什么东西啊？”
对于这个问题，她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某某人的行李。”
我很严厉地看了她一眼，说：“谁的行李？”
她避开我的目光回答道：
“啊！那我怎么知道！”
应该说一下，她是一个相当没礼貌的家伙，尽管干活还比较娴熟。
当茶房领班就得有领头的样子，否则就得跟在别人后面当尾巴。
在社会等级中，他必须站在这头或者那头。
不能在中间，只能在两头。
他得自己决定到底要站在哪一头。
在那个关键时刻，我让普拉谢特太太清清楚楚地明白了我的魄力，不仅当时挫了她的锐气，而且让她以后不敢在我面前嚣张。
当我称呼普拉谢特太太为“太太”的时候，大家请不要怀疑我的前后论调不一致，因为我前面提到过一个女茶房是不能结婚的。
在这里我礼貌地提醒各位读者，我先前说了普拉谢特太太是收拾客房的侍女，而不是茶房。
侍女是可以结婚的；侍女的领头一般都是结了婚的——或者据说是结过婚的。
所以根据习惯一般都是这么称呼她们的。（注：普拉谢特先生目前在澳大利亚，他在那里的住址是“丛林”。）
为了保证以后大家能够和平相处，我得现在就制住普拉谢特太太，于是我要求她做出解释。
“比如说，”我说道，稍微提示了一下她，“谁是某某人啊？”
“我用我神圣的名誉担保，克里斯托弗先生，”普拉谢特回答道：“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看到她整理帽带的姿势，我会对她的话有所怀疑，但是就可信度而言，她的话与宣誓书相差无几。
“那么你从来没见过他了？”我又追问了一句。
“没有。”普拉谢特太太闭上了眼睛说道，那样子就像是刚吞吃下了一个巨大的药丸——为她的否认增添了不小的可信度——“而且这家旅店的任何一个佣人都没见过。
克里斯托弗先生，五年之间什么都改变了，而某某人是在五年之前就把行李放在这里的。“
询问马丁小姐的（用A.1.公路上吟游诗人的话来说）结论就是“确实如此”。
看来是确有此事了。
马丁小姐是酒吧里的年轻小姐，负责给我们开账单。尽管她的地位比我要高——对此我不得不承认——她一向行为端正。
进一步的调查使我了解到，这个行李关乎到一张两英镑十六先令六便士的账单。
这个行李放在24B室的床架子下已经六年多了。
这个床架子有四根柱子，周围是一些老式的帷幔和挂布，我曾经说过，它应该不只与24B室有关——我记得我当时说起的时候他们都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又有什么时候知道过呢？——这些行李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
我很纳闷这个某某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为了这么一点点钱放弃这么些行李。
因为一两天后，我就把这行李取出来翻了个遍，下面所列就是里面的东西：一只黑色旅行皮包，一个黑色袋子，一个文具箱，一个梳妆盒，一只牛皮纸包，一只帽匣，还有一把雨伞与一根手杖绑在一起。
它们全都积满了灰尘，像蓄了一层毛。
我让脚夫钻进床底把它取了出来，尽管他已经习惯了吞咽灰尘——从早到晚游弋于灰尘之中，还专门为此穿了件紧身背心，带着黑色的毛呢袖套——灰尘还是呛得他打了几个喷嚏，他的喉咙也是火辣辣的，最后不得不喝了一大杯奥尔索普清凉水。
这堆行李总是让我惦记，我没有把它放回原处，而是把上面的灰尘掸了掸，又用湿布把它擦干净——在此之前，它积满灰尘，像长了羽毛一样，你会以为这是一群家禽，不久以后就会孵出蛋了——我是说，我没有把这行李放回去，而是把它搬进楼下一间我的屋子里了。
我时不时地盯着它看，看着看着，它似乎一会变大，一会又变小，一会在向我走来，一会又退回去了，像醉酒一样表演着各种各样的姿态。
当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礼拜后——也可以说几个月，不会相差太多——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去找马丁小姐要回这份总额为两镑十六先令六便士的账单，看看其中的明细。
她很热心地帮我从账本上抄了一份来——还是她管账以前的账本，——这里是一份精确的副本：
餐馆1856年 四号桌镑 先令 便士２月２号 笔和纸 0 0 6 尼格斯酒 0 2 0 同上 0 2 0 笔和纸 0 0 6 打碎玻璃杯一只 0 2 6 白兰地 0 2 0 笔和纸 0 0 6 凤尾鱼吐司 0 2 6 笔和纸 0 0 6 住宿 0 3 02月３号 笔和纸 0 0 6 早餐 0 2 6 烤火腿 0 2 0 鸡蛋 0 1 0 水田芥 0 1 0 虾 0 1 0 笔和纸 0 6 0 吸水纸 0 0 6 派脚夫去念珠街来回 0 1 6 无答复，再去一次 0 1 6 ２先令白兰地２先令辣猪排 0 4 0 笔和纸 0 1 6 派脚夫去阿尔比马尔接来回 0 1 0 无答复 0 1 6 打破盐瓶一只 0 3 6 橘子白兰地甜酒一大杯 0 1 6晚餐、汤、鱼、大块肉、家禽0 7 6东印度红陈酒一瓶 0 8 0 笔和纸 0 0 6 1 6 6
附记：1857年1月1日，此人饭后外出，交代说日后前来领取行李，但自此再没前来。
看了这个账单，不但没有使我明白这件事情，反而似乎（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我的疑虑的话）使我更迷惑不解了。
我跟老板娘说起这件事，她告诉我，早在老板在世的时候，曾就这些行李贴过告示，说如果在若干天之内不前来领取就将行李卖掉以交付拖欠费用，但是后来一直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里我说一声，我们的老板娘守寡已经四年了。
我们的老板沾染了一种不幸的病，使得酒精对于他来说跟水没什么区别，并最终不幸成了其牺牲品。）
我不停地猜测这件事，不仅在那时，之后也一再如此。有时候跟老板娘说，有时候又跟这个人、那个人说，最后老板娘对我说——不管她起先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或半开玩笑半当真，这些都无所谓：
“克里斯托弗，我有一个很好的提议。”
（如果她的眼睛——那可爱的蓝眼睛——看到这些文字，希望她不要生气。我想说，如果我年轻八到十岁的话，我会对她有个提议。
也就是说，我会向她求婚。
别人一定会说这才是个很好的提议。）
“克里斯托弗，我有个很好的提议。”
“请说，太太。”
“克里斯托弗，你看。
你不妨将某某人的行李数上一遍。
我知道，你心里全都记得。”
“是的，太太。一只黑色旅行皮包，一只黑袋子，一个文具箱、一个梳妆盒，一个牛皮纸包，一只帽匣，捆扎在一起的一把雨伞和一根手杖。”
“一切都跟当时留下时一模一样。
没有被打开，也没有被翻乱。”
“是的，太太。
除了那个牛皮纸包贴了封条外，其余的都上了锁。”
老板娘斜靠在酒柜窗口、马丁小姐的帐桌边，用手指敲打桌子上摊开的账本——她的手确实很漂亮——她微微点了点头，笑了。
“这样吧，”她说，“克里斯托弗，你把某某人的帐付了，就能拿走这些行李。”
一开始我觉得这主意不错。但是，“它可能不值这个钱。”我拒绝了，表现得有些犹豫。
“这就跟抽彩票一样。”老板娘说着，将手臂交叠放在账本上，不光是她的手漂亮，她的胳膊也很美。
“你难道不愿意用两镑十六先令六便士赌一把吗？你想，你不会空手而归的！”老板娘说道，又一次点点头笑了，“你一定会赢的。
即使你输了，你也会中奖的！
因为这张彩票的所有奖品都在这里！即使落空，你想想，玩赌博的先生，你仍然可以得到一只黑色旅行皮包，一只黑袋子，一个文具箱，一只梳妆盒，一张牛皮纸，一只帽匣，捆扎在一起的一把雨伞和一根手杖。”
简单地说，马丁小姐来劝我，普拉谢特太太也来劝我，老板娘更别说了，屋子里的所有女人们都在劝我，这使得我感觉即使不是两镑十六先令而是十六镑两先令，这也会是一笔好买卖。
当大家都劝你的时候，你还能怎么做呢？
于是我付了钱，她们可是乐了半天。
不过，我却转败为胜了，我说：
“我的姓可是蓝胡子。
我要一个人在密室里打开这个行李，没有哪个女人能看到里面有什么。”
不管我坚持自己一个人看是否合适，也不管有没有女人的眼睛，要是有的话，会有多少女人的眼睛在我打开行李的时候在场，这些都无关紧要。
眼前我只关心某某人的行李，而不是某某人的眼睛，更不是某某人的鼻子。
当我打开行李，最使我目瞪口呆的是，里面有好些写字纸，每一张纸上都写得满满的。
他用的纸不是我们的纸——不是账单上记的从我们这里买的纸，因为我认识我们的纸——所以他一定是经常用这种纸写字的。
他把写好的纸夹的到处都是，放在他的每一件行李和每一件物品中。
他的梳妆盒里有这种纸，靴子里有这种纸，剃须盒里、帽匣里、甚至雨伞的鲸须架子里也夹有这种纸。
他有几件衣服看起来不算太差。可他的梳妆盒却很寒酸——连个银质的鼻烟盖都没有，鼻烟瓶的瓶口敞开着，里面什么也没有，就像是一个个空空的小狗窝——一股刺鼻的牙粉味弥漫在四周，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一条条梳妆盒的缝隙就是牙缝一般。
我以不错的价钱将他的衣服卖给了位于滨河路上离圣克莱门特丹麦区教堂不远的一个二手衣店，那里常有军人们为了不丢面子、必须还债的时候去卖掉制服，这一点只要从它背对着公众的橱窗里所挂的各种各样的军服上装和肩章便可了解。
这家二手衣店的老板还一股脑地买下了旅行皮包、手袋、书桌、梳妆盒、帽匣、雨伞、皮带，还有手杖。
我说我还以为这些东西不是他收的类型，他却说：“这就像买下别人的祖母一样。但是，克里斯托弗先生，如果有人将他的祖母带到这里来，要价合理，我把她收拾干净能卖钱的话，我也会买下她。”
这笔交易让我收回了本钱，实际上收回的比本钱还多，因为不仅收回了本，还有不少利润。
现在就剩下这些写着字的纸了，我尤其想跟热心的读者们说说这些纸。
基于这个原因，我不想有任何的耽搁。
换而言之，那就是说，即如下所述：在我谈到这些纸张带给我的精神折磨之前，在我提起这个极度可怕、骇人听闻的灾难之前——它在本质上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在其他方面也出人意料，让事情变幻莫测、难以驾驭——我得先说说这些纸张。
因此它们得先出场了。
对它们稍作介绍之后，我就得放下笔了（但愿这是一支谦逊的笔），直到我能够重新拿起，来追溯那满腹心事带来的抑郁后果。
这位先生喜欢东涂西抹，字也难看得很。
他从不惜墨，将墨水到处涂抹，甚至是不该涂抹的地方——衣服上、书桌上、帽子上、牙刷柄上、还有雨伞上。
餐厅里四号桌的地毯上也可见其墨迹，他辗转不眠的床上也有两块墨渍。
查一下我前面所给的全份账单便可知晓，在1856年的2月3号早晨，这位先生索要了五次笔和纸。
不论是出于什么难以抑制的情感，他将从酒吧柜台上索要来的材料都奉献给了这种可怜的行为，毫无疑问，这些至关重要的行为是在床上完成的，这一点有太多的证据显示，因为即使过了很长时间，枕头上的墨渍仍然是清晰可见的。
这位先生写的所有东西都没有标题。
啊！难道他原本是想有标题，但却没有头绪？但是当他写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头绪又在哪里呢？有时候，譬如他会有意在靴子里存放他的文章，这使得他的文字更加让人捉摸不定。
但至少他的靴子是成双的——他的文章却没有两篇一样的，可以放在成双的靴子里。
以下便是从靴子中找到的（不用说更多的例子）。
第二章 他的靴子
“啊！那么，米蒂艾先生！
我知道什么，我又能说什么？我向你保证，他称呼自己为英国人先生。”
“对不起。
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米蒂艾先生说道，他是一位戴着眼镜，爱抽鼻烟，略微有点驼背的老绅士，脚穿毡靴，戴着一顶布鸭舌帽，宽松的蓝色礼服一直拖到脚后跟，衬衫上缝着柔软的白色大摺边，还搭配了一条领带——也就是说，每逢礼拜天的时候，他的亚麻衣物是天然的白色，但是一礼拜下来，颜色便会逐渐变暗。
“这是，”米蒂艾先生重复了一遍，当他在明媚的晨曦里微笑、眨眼的时候，他那张和蔼可亲的陈年胡桃壳色的脸变得更像胡桃壳的颜色了，“我认为，我亲爱的布克兰夫人，这是不可能的！”
“嗨！”（她有点气恼地喊了一声，不停地摇头。）“但是要说你是头猪，这不是不可能！”布克兰夫人反驳道，她是一位身材矮小且敦实的妇女，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
“那么你看，看这儿，你读一下！‘三楼，英国人先生。'
是这儿吗？”
“正是。”米蒂艾先生说。
“很好。
继续你早晨的散步吧。
出去吧！”布克兰夫人轻快地打了个响指，将他打发走了。
在这座沉闷、古老而坚固的法国小城里，米蒂艾先生每天早晨都在大广场上阳光最灿烂的地方散步。
他散步的姿势是这样的：双手放在背后，一手拿着一把代表他本人形象的雨伞，一手拿着一个鼻烟壶。
就这样，他拖着两条腿，慢吞吞地走着，如同一头大象（它的裤子一定是动物王国里最差的裁缝做的，它还把这位裁缝介绍给了米蒂艾先生）。这位老绅士每当有阳光的时候就出来晒晒太阳——当然了，同时也显摆显摆他衣服纽扣洞上的一条红绶带，因为难道他不是一位法国老绅士吗？
既然这位天使般的女性让他出去继续他早晨的散步，米蒂艾先生的脸上露出了胡桃壳色的笑容。和布克兰夫人道别后，他用那只拿鼻烟壶的手摘下帽子，在距身体一臂远的地方举了好一会儿，然后才继续他早晨的散步，还是那么地绅士。
布克兰夫人给米蒂艾先生看的那个证明文件不过是她的房客名单，是记账员记的，这个记账员是她的侄子。他的字写得非常好，这份名单就挂在她房间大门的一边，以方便警察查询："Au second, M. L'Anglais, Proprietaire”
（三层，英国人先生，有产者）。
这份名单就在那里，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布克兰夫人正用她的食指在名单上查询着，仿佛是要证实并保持米蒂艾先生离开时她打响指的心情，她将她的右手旁若无人地按在大腿上，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她停止打响指。就这样，她晃晃悠悠地走进广场，抬头向那位英国人先生的窗口望去。
这时，恰好那位先生正往窗外望，布克兰夫人很优雅地摆了摆头向他致意。她向左看看，向右看看，仿佛在解释她之所以在此的原因。然后，她又思考了一会儿，仿佛在告诉自己她要找的人不在。于是，她便重新走进自己家的大门去了。
布克兰夫人把她靠近广场一边的房子全部按带家具的套间或者整层出租，她自己和丈夫布克兰先生（一个台球高手）住在后面的院子里。那里有一间祖传的酿酒厂、几只家禽、两辆板车、她的一个侄子、一只小狗、一间大狗屋、一架葡萄藤、一间账房、四匹马、一位已出嫁的妹妹（她也拥有这间酿酒厂的股份）、这位已出嫁的妹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一只鹦鹉、一只鼓（鼓手是这位已出嫁的妹妹的小儿子）、两个宿营在此的士兵、一大群鸽子、一只横笛（供其侄子演奏迷人的乐曲）、几位佣人和杂工，还有总是弥漫在四周的咖啡和粥味、一座庞大的假山和一座至少四英尺高的木制断崖，一个小喷泉和六七枝大向日葵。
这位英国人在租下他的公寓时——或者按照我们运河这边人的说法，叫做套间——曾准确无误地报上了他的名字，郎格莱。
但是，由于他跟所有的英国人一样，一旦到了异国他乡，除非吃饭，否则决不会随随便便张大嘴巴。酿酒厂的人也听不清楚，以为他的名字是英国人。
从此，他就成为了英国人先生。
“从没见过这样的一个民族！”英国人先生边喃喃着，边往窗外看着。
“从来没有，一辈子也没有！”
这确实不假，因为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那是一座正义的小岛，一座团结的小岛，一座光明的小岛，一座时刻备战的小岛，它的优点比比皆是，但这不能代表整个世界。
“这帮家伙们，”英国人先生自言自语道，他的眼睛扫过广场，那里到处都是军人，“一点也不像士兵，倒像——”，他找不到足够有力的词来结尾，话没说完就结束了。
这一观点也是非常正确的（从他的经历而言）。因为虽然城内城外聚集着一大群的士兵，哪怕举行一场大阅兵或是野外演习，来把他们个个检阅一番，从中也找不出一个被愚蠢的硬邦邦的领口卡得透不过气的士兵、或者因为鞋子不合适走路一瘸一拐的士兵、或者被皮带和纽扣弄得四肢笨拙的士兵、或者因被精心训练而无法自理生活琐事的士兵。
这是一群活泼机敏、充满朝气、心灵手巧、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他们可以从事任何事情，他们能攻城也能熬粥，能开大炮也能针线烹饪，能舞刀弄枪也能切洋葱丝，能打仗也能煎蛋卷，只要你能想到的他们都会做。
到处都是人！
从英国人先生眼皮子底下的大广场起——在那里，新招收的几队士兵正在笨拙地踢着正步，其中一些人从上半身服装看就像尚未脱去农民气质的蚕蛹，只有从他们统一穿着军裤的腿部才看出破茧成蝶的军人风范——一直到城防外，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几英里之内，都是成群结队的士兵。
一整个白天，在绿草茵茵的城墙壁垒上，操练的士兵们吹着喇叭，鸣着号角；一整个白天，在每条干燥的壕沟的每个拐角里，都有士兵在不停地击鼓。
每天上午，士兵们从大军营中蜂拥而出，冲向附近的沙地操场。他们跳木马，爬飞索，在双杠上练习倒立，飞跃平坦的木台——到处都是士兵在奔跑、在翻滚、在跳跃。
在城墙的每寸角落、每个哨所、每处门口、每个岗亭、每座吊桥、每条长满芦苇的水沟里、每座绿草丛生的堤坝上，到处都挤满了士兵、士兵、士兵。
由于这个城里到处都是城墙、哨所、门口、岗亭、吊桥、长满芦苇的水沟和绿草丛生的堤坝，这个城里自然到处都是士兵。
如果没有这些士兵，这座昏睡的古城会是什么样子？即使有了他们，它还是大睡特睡，直到睡得自己的回声嘶哑，防御用的铁条、门锁和铁链全部生锈，水沟里积满死水。
自从沃邦时代大兴土木之后，这座古城就变得阡陌纵横，纷杂迷乱，看到它的人就像是当头挨了一棒，无从辨识。陌生人面对这种迷惑的情况，更不免目瞪口呆；自从沃邦将它建设成为军事工程技术中所有名词与形容词的化身之后，你就不仅得弯弯曲曲地钻进去，钻出来；钻到右边，钻到左边，钻到对面，钻到这儿，钻到那儿；钻进黑暗，钻进灰尘；钻过大门，钻过拱门，钻过廊道、干路、湿路、城壕、吊闸、吊桥、水槽、矮塔、漏墙、大炮台，而且还可以从郊外地底下偷偷钻到三四英里外的地面，在一片宁静的菊苣和甜菜根地里突然摧毁对方的高地和炮台。从那个时期到现在，这座古城就一直在沉睡，它睡眼惺忪的军火库和弹药库里布满了灰尘铁锈，寂静的街道上长满了青草。
只有到了赶集的日子，大广场才好似突然睡醒，跳下床来。
在赶集的日子里，似乎有一位友善的魔术师用他的棍子敲击着大广场的石板，于是货摊和店棚立刻活跃了起来，有人站着，有人坐着，讨价还价声同时从几百条舌头上响起，不绝于耳；各种色彩相互交融，显得别具一格、赏心悦目——白帽子，蓝罩衫，绿蔬菜——然后以冒险为天职的骑士们纷纷赶来，所有的沃邦拥护者们从梦中醒来，跳下了床。
紧接着，在冗长低洼的林阴道上，白蓬的驴车颠簸着，人们骑驴奔跑着；有的人坐着两轮货运车或四轮马车、没蓬的车或有蓬的车；还有的人推着车子，背着行李步行；还有的划着乡下的尖头小船，沿着水道、沟渠或运河而来。这些农人村妇都带着待售的物品，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而来。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靴子、鞋子、果脯和衣料；在这里（市政厅的阴凉处），你可以买到牛奶、奶油、黄油和乳酪；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各种水果、洋葱、胡萝卜和所有做汤的原料；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家禽、鲜花、拼死挣扎的小猪、农耕用的新铁锹、斧头、铲子、勾刀、一大堆一大堆的面包、一袋袋没有经过研磨的谷物和各式各样的洋娃娃；在这里，卖蛋糕的也敲锣打鼓地出售他的商品。
还有，听！在一阵阵的锣鼓声中，大广场里驶入了一辆华丽的敞篷马车，车后四位身着华服的侍从在吹着号角、打着鼓铙，车里坐着的是“医生的女儿”，她戴着粗大的金项链、金耳环和蓝翎帽子，头顶上还有两把巨大的玫瑰花形的阳伞为她遮挡烈日，她正在出售神奇的小药丸（出于慈善的目的），据说已经治好了不少人。
牙疼、耳痛、头疼、心痛、胃痛、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痉挛、昏厥、发烧和疟疾，只要服用这位伟大的医生的伟大女儿出售的神奇小药丸就都可以治愈。
疗程是这样的——她，医生的女儿，也就是这辆令人羡慕的吹锣打鼓的华丽马车的拥有者，如此告知你：服用这神奇小药丸的第一天，你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感到一种无法描述的、不可抵制的愉悦；服药的第二天，你会感觉到浑身上下舒服多了，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第三天，无论你得了什么病，得了多长时间，你都会觉得豁然痊愈。于是你便会去找医生的女儿，跪倒在她脚边，亲吻她衣裳的下摆，然后倾尽你所有，买回尽可能多的神奇小药丸。然而她是难以相见的——她去埃及的金字塔找草药了——你尽管已经痊愈，却还是会陷入绝望！
医生的女儿就是这么做买卖的，而且生意兴隆，买卖不断，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光色交替，直到变幻的阳光将她留在高耸的屋顶的阴影里，告诫她该赶快向西归去了。她华丽的装备和响亮的号声把她的离开装扮得无比光彩夺目。
现在，魔术师又一次用他的棍子敲了一下大广场的石板，货摊、坐着的人、站着的人就都不见了，商品也没了踪迹，随之而去的还有手推车、驴子、驴车和两轮车，所有用轮子滚的和用脚走的就都不见了，只剩下行动缓慢的清道夫带着他们的笨车瘦马在清理垃圾，一旁帮忙的是羽毛光滑鲜亮的城里的鸽子，在赶集的日子里，它们显得比平日丰满多了。
再过一两个小时，秋天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这时，在城门外、吊桥边、边门口和双排沟外面游荡的人就会看到，最后一辆白蓬马车如何在树影越拉越长的路上渐行渐远，最后一条乡间小船如何载着最后一个赶集的妇女划桨而回，这船如同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它和磨坊之间那条被夕阳映红的、漫长的、又浅又窄的水渠上；随着浆划行后露出的浮物和水草再次覆盖船行的轨迹，它可以很欣慰地肯定，这片滞水在下个集市到来之前不会再受到任何的打扰了。
今天不是大广场从床上一跃而起的日子，英国人先生向下望去，看到年轻的士兵们正在训练踢正步，他思维欢畅，就关注起那些个士兵来。
“这些小伙子们被分散安置在各家各户，”他说，“看着他们给那些人们生炉子、烧开水、带孩子、摇摇篮、洗蔬菜以及做各种各样的日常的事，真是可笑之极！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一帮人——从来没有！”
一切的确如他所言。
那边房子里的那个不就是二等兵瓦伦丁吗？他成了那所房子里唯一的佣人，既做男仆，又做厨子；既做管家，又做保姆，就在他的长官——军队执法队长的家里拖地、铺床、买菜、伺候队长穿衣服、做饭、调沙拉以及伺候队长的孩子们穿衣，他干什么都很乐意。
或者，暂且不说他，他是因为忠于他的长官才这样做的。那边那位不是二等兵伊波利特吗？他住在距离这里两百码远的香料店里。每逢他休息，美丽的老板娘出去与邻家闲聊时，他就主动帮忙看店，腰上挂着刀，满脸堆笑地兜售肥皂。
那不是埃米尔吗？他住在钟表匠的家里，永远是一到晚上就脱去上衣，给店内的所有钟表上发条。
那个不是欧仁吗？他住在白铁匠家里，总是嘴里叼着烟斗，给白铁匠店后面一块四英尺的方地里浇水，或者汗流满面地跪在地上摘蔬果。
例子不胜枚举，那个不是巴蒂斯特吗？他住在可怜的挑水工家里，现在就坐在人行道上的阳光里，本用来进行军事训练的大腿岔开着，中间搁着挑水工闲置的一个提桶（他这么做使得挑水工十分感激，这位跳水工每天总是挑着沉重的提桶，穿过广场去挑水），桶外涂着亮绿色的油漆，桶内则是鲜红色的。
或者，不用走远，就看看隔壁的理发店，那不是下士泰奥菲勒吗？
“不，”英国人先生说，俯身看了理发店一眼，“他现在不在那里。
不过孩子在那儿。”
一个很小的小女孩站在理发店门口的台阶上，向广场那边张望。
你可能会说，她还只是个女婴。她戴着法国乡下孩子常戴的那种紧紧的白色亚麻帽子（就像荷兰画里的孩子一样），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粗布罩衫，没有什么式样，只是在她胖胖的小喉咙那里用带子系了一下。
由于生下来就胖胖的、矮矮的，从背后看，她好像是被拦腰切断，然后将头很整齐地安放在上面。
“不过孩子在那儿。”
从她胖乎乎的小手在揉着眼皮的姿势来判断，她是刚午睡起来，睁开眼睛没多久。
但是，她向广场那边张望的眼神是那么地热切，英国人先生也不禁往那里望去。
“哦！”他随即说道，“我想得不错。
下士在那边。”
这位下士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帅小伙，或许略低于中等身材，但是面容整齐，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下颌留着棕色的胡子。此时，他正面对着他带的那个班，给他们训话。
从他身上找不出任何的缺陷或者差错。
他身手敏捷利落，从帅气的军帽下亮晶晶的黑眼睛到亮闪闪的白绑腿，一切都很完美。
可以说，他是他的祖国军队下士形象的典型和代表，从他肩膀以及腰身的线条，从他军裤最宽处的线条到小腿部最窄处的线条，都可以反映出来。
英国人先生观望着，孩子观望着，下士也观望着（但最后这位望着的是他的手下），直到几分钟后操练结束，众士兵散去，消失不见。
然后，英国人先生自言自语道：“我的上帝，看看这里吧！”
这时，下士蹦蹦跳跳地跑回理发店，张开双臂，抱住小女孩，将她举过头顶，飞一般地转了转，又把她放下，亲了亲她，与她一起走进了理发店。
英国人先生曾与他那做了错事、不听话的女儿吵了一架，然后与她脱离了关系，那件事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她的女儿以前不也是一个小孩，不也像飞上下士脑袋上的这个小女孩子一样，如同天使一般飞在他的头顶上吗？
“他是一个——”英国人先生颇具民族特色地骂道，“傻瓜！”，然后关上了窗户。
但是，记忆之屋和慈悲之屋的窗户却不能像玻璃与木头做的窗户那样轻易地关上。
它们突然之间就打开了，在夜里还嘎嘎作响，必须把它们钉牢。
英国人先生想把它们钉起来，却怎么也钉不牢。
就这样，他度过了一个心神不宁的黄昏和一个更加糟糕的夜晚。
他是一个天生好脾气的人吗？不，不太好，还经常将好脾气与软弱混淆。
他生气时脾气暴躁、态度恶劣吗？
是的，而且十分不近人情。
他喜怒无常吗？
非常。
他心怀报复吗？
是的。他一直深怀怨恨，还曾想在上帝面前诅咒他的女儿，就像他在舞台上看到的那样。
但是，一想到真正的天堂离舞台上模拟的只有吊灯那么高的天堂还有很大的距离，他也只好作罢。
于是，他来到异国他乡，有生之年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与他断绝关系的女儿。
就这样，他到了这里。
在内心深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非其他，英国人先生才会对于下士泰奥菲勒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他对于一个小女孩，一个理发店家的小女孩，蓓蓓勒大可不必那么好。
在此不幸的时刻，他曾经对自己说：“为什么要对她好呢？莫名的家伙，他又不是她的父亲！”他的话语像是一根尖针一样突然扎向自己，弄得他的心情更加烦闷。
于是，对于那个浑然不觉的下士，他又是颇具民族特色地咒骂了一番，并且下定决心再也不去理会这么一个骗子了。
但是，他却无法将下士从脑海中驱走。
如果这位下士能对英国人先生的每一寸心理了如指掌，而不是一无所知；如果他是法国军队中最执拗的而不是最和气的下士，他也就不会将他自己深深地根植于英国人先生的思维中。
除此之外，他似乎还一直出现在英国人先生的视野中。
只要英国人先生向窗外一望，就能看到下士和蓓蓓勒。
他出去散步，下士在带着蓓蓓勒散步。
他心中厌恶，只好回家，却发现下士带着蓓蓓赶在他之前回到了家。
如果他一大早从后窗向外望，便会看到下士在理发店的后院，给蓓蓓勒洗漱、穿衣和梳头。
他到前窗避难，又会看到下士把早饭端到广场，正在与蓓蓓勒一起分享。
只要有下士就会有蓓蓓勒，没有下士不跟蓓蓓在一起的情况，或蓓蓓不跟下士在一起的情景。
尽管英国人先生在阅读方面熟谙法语，在口头交际方面却略显笨拙。
懂得语言才能懂得说这种语言的人民。当你只是用眼睛看他们，你难免会误解他们；你必须用语言与他们交流，才能说你了解了他们。
因为这个原因，英国人先生一直犹犹豫豫的，不知该不该为了下士和蓓蓓勒的事情登门与布克莱太太交换意见。
但是，有一天，布克莱太太却上门来道歉了，哦，天哪！她看上去精神不佳，因为修灯的人还没有将她送去修理的灯送回来，但是他灯修得确实是不错，人人都想让他修灯，英国人先生抓住了这个机会。
“夫人，那个孩子——”
“对不起，先生，是那盏灯。”
“不，不，是那个小女孩。”
“但是，对不起！”布克莱夫人说道，她正在整理头绪，“你不能把一个小女孩叫做灯，然后把她送去修理，是吧？”
“是小女孩，理发师家的那个。”
“哦哦哦！”布克莱夫人大叫道，总算以她敏锐的头脑摸清了头绪，“蓓蓓勒？
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她的朋友，那个下士？是的，是的，是的！他很和气，不是吗？”
“他不是——?"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他不是她的亲戚。
根本不是！”
“那，为什么，他——”
“非常对！”布克莱夫人大大声说道，“你说得很对，先生。
他非常和气。
越不是亲戚，就越和气。
如你所说。”
“她是——?"
“理发师的孩子吗？”布克莱夫人又一次用到了她敏锐的头脑。
“根本不是，根本就不是！总而言之，她谁的孩子都不是。”
“那么，理发师的妻子——?"
“没错。
正如你所说。
理发师的妻子因为照料她可以得到一小笔报酬。
每月数目都一样。
嗯，是的！
毫无疑问，报酬很少，因为我们这里的人都很穷。”
“你不穷，夫人。”
“我的房客们，”布克莱夫人笑着说，并很优雅地低了下头，“他们才不穷，其他人也就过得一般。”
“您抬举我了，夫人。”
“先生，您住在这里才是抬举我了呢。”
英国人先生暗地里喘了口气，看来他要继续刚才的话题是有些难度。布克莱夫人仔细观察着他，因为自己又一次摸清了他的想法，有些得意。
“哦，不，先生，当然不是了。
理发师的妻子对这个孩子也不赖，但是她这个人比较粗心。
她自己身体也不好，一整天就是坐着，看看窗外。
因此，下士刚来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孩子几乎没人照料。”
“这是个奇怪的——”英国人先生又开口说道。
“名字吗？那个蓓蓓勒？你又说对了，先生。
但那个名字是叫着玩的，她原名叫加布利丽埃勒。”
“那么看来，这个下士只是因为喜欢孩子吗？”英国人先生粗声说着，语气中透着不屑。
“嗯，是吧！”布克莱夫人回答，边申辩似的耸了耸，“一个人总得喜欢点什么。
人性本弱嘛。”
（“弱个鬼！”英国人先生用自己的语言嘀咕了一句。）
“下士就住在理发师家里，”布克莱夫人继续说道，“很可能要住很长时间，因为他是将军的随从，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孩子需要人关爱，他自己也需要有个人来爱。于是，你看，事情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英国人先生以一种事不关己的优雅态度接受了对于这个事情的解释。但等他一个人时，又不禁以一种受伤的心态自言自语道：“我本就不该管这些闲事，这些人太多愁善感了！”这话又是典型的民族风格。
在城外有一座公墓，下午他去那里散了会儿步。这个地方弥漫了伤感之情，对于沃邦们的名誉是很不利。
（从英国人先生的角度来看）这里确实有不少美好的事物，而且，在整个英国肯定是找不到的。
不必说这里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心和十字架，有木制的、铁制的，到处都是，似乎这里就是个焰火场，天黑以后就会有瑰丽的烟火升腾。在各个坟地上的花圈也多得数不胜数，上面写着：“献给我的母亲”，“献给我的女儿”，“献给我的父亲”，“献给我的兄长”，“献给我的姐妹”，“献给我的朋友”。这些花圈处在新加工与腐烂的各个阶段，有的是昨天才送来的，颜色鲜亮；有的则已是去岁之物，腐如烂草！
在许多坟顶上还修建了小小的花园和神龛，它们趣味各异，有的装饰着花木和贝壳，有的里面放了些石膏像、瓷水罐等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
那里还挂着许多吊唁物品，即使经过最仔细的分辨也会被误认为是一些小圆托盘，盘子上以华丽的线条勾画出一位女士或者一位先生，拿着一块硕大的白手绢斜靠在这最富建筑魅力、最光芒四射的的坟堆上，哀悼无比真切，悲伤无比深沉！有许多尚存人世的妻子们在她们已故丈夫的墓碑上也刻上了自己的名字，旁边留出一块空白以待记叙她们离开这烦恼世界的日子；还有许多这样的丈夫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对亡妻的尊敬，尽管其中也有不少人早已续弦。
总之，这块土地上的许多现象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些矫饰，除却一点需要顾忌：在这片可怜的土堆上放置的哪怕是最轻微的纸花也绝不会被一只粗鲁无礼的手所侵犯，它们会一直被放置在那里直到腐烂！
“在这里，死亡已没有任何庄严可言。”英国人先生正要如是说，却又被心头最后一丝慈善的顾虑制止。总之，他走出了墓地，没有说出这句话来。
“这些人们，”但是当他完全走出大门之后，作为一种补偿，他还是颇具民族特色地骂了句：“他们太多愁善感了！”
他回家时要经过军队的操练场。
他走过那里时，下士正在口若悬河地讲述如何利用绳索飞越水流湍急的深邃河道，走向胜利的彼岸。为了鼓励大家开始训练，他自己敏捷地从平台上纵身而出，飞过了一二百英尺的距离。
他走过那里时，还看到蓓蓓勒站在一个很高的土堆上（很可能是下士精心堆成的），两只圆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观看着士兵们的操练，如同一只好奇的蓝白相间的鸟。
“万一这个孩子死了，”他转身离开时这么想道，“那个家伙可是活该，谁让他自己是个傻瓜呢，我估计他还要在她荒诞的坟地上放个花圈和托盘。”
尽管这样，他往窗外眺望了一两个早晨之后，有一天，他又下楼来到广场上，这时下士和蓓蓓勒正在那里散步，他用手碰了碰帽子，对下士行了个礼（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向他问好。
“你好，先生。”
“你身边这个孩子长得挺漂亮的，”英国人先生说，他用手捧着她的下巴，低头注视着她那惊奇的蓝眼睛。
“先生，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下士回答道，他礼貌地更正了他的话。
“也很乖吗？”英国人问。
“非常乖。
可怜的小家伙！”
“啊！”英国人先生俯下身去，拍了拍她的脸颊，有些不自然，似乎他妥协得有点过头了。
“你脖子上挂的是什么奖牌啊，小家伙？”
蓓蓓勒没有作答，只是握紧了她胖乎乎的小拳头，下士见状主动为她做起解释来。
“先生想知道这是什么，蓓蓓勒？”
“这是圣母玛利亚。”蓓蓓勒回答道。
“那是谁给你的呢？”英国人先生问道。
“泰奥菲勒。”
“谁是泰奥菲勒？”
蓓蓓勒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真诚。她拍着胖乎乎的小手，在广场的石砌地板上跺着小脚。
“他不知道泰奥菲是谁！
呦，他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认识！”
感觉到自己有些失礼，蓓蓓勒用右手搂住下士军灯笼裤的一只裤腿，把脸贴上去，亲了亲。
“我想，您就是泰奥勒菲先生吧？”英国人先生问下士。
“是的，先生。”
“恕我先走了。”英国人先生诚恳地跟他握了握手，离开了。
但是，他心里觉得很恼火，因为他转身的时候看到米蒂艾先生站在一片阳光下，向他脱帽致敬，脸上带着赞许的笑容。
他一边回礼，一边用母语嘟哝着：“好你的，胡桃壳！这关你什么事？”
在这以后的好几周之内，英国人先生每到傍晚总是感到心烦意乱，黑夜更糟糕，前面所说过的记忆与仁慈之屋总是不停地嘎嘎作响，他没有把它们关紧。
同样，在这几周之间，他与下士和蓓蓓勒也日渐熟悉起来。
那就是说，他经常摸摸蓓蓓勒的下巴，与下士握握手，给蓓蓓勒点零钱，给下士抽根雪茄，后来甚至发展到可以与下士一起抽抽烟斗，亲亲蓓蓓勒。
但是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别扭，当他看到米蒂艾先生总是站在一片阳光下注视着他所做的这一切时，心中便会十分恼火。
每逢发现这种情形，他总是用自己的语言在喉咙深处低吼着：“又是你，胡桃壳！这关你什么事？”
总之，看望下士和蓓蓓勒，而后为米蒂艾先生总盯着他看而生气已经成了英国人先生生活中的每日例行事务，。
但是，这个例行事务却因城里的一场大火而变得不同。在那个刮着风的黑夜里，水桶在一只只手中传递着（英国人先生也出了点力），鼓声持续不停，然后，突然下士就失踪了。
紧接着，突然间，蓓蓓勒也没了踪影。
她是在下士不见了几天之后才出现的。她形容憔悴，不洗脸也不刷牙，英国人先生问她话的时候，她看上去很惊慌，转身就跑。
现在看来，她似乎是永远地逃走了。
只剩下窗外的大广场，空空荡荡，十分荒凉。
由于英国人先生羞怯与内敛的处事方式，他没有向人问起蓓蓓勒的下落。只是每天从他的前窗后窗向外望着，或流连徘徊于广场之上，或偷偷地往理发店里张望，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吹着口哨，哼着小调，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再次碰到米蒂艾先生。他的那片阳光地带已处在阴影之中，依据所有的规则与先例，他没有理由再带上那条红绶带出门。看到他，米蒂艾先生在十二步开外就已经脱下帽子向他走来。
英国人先生差点像往常一样骂出口来：“关你什......？”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啊，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哎呀，真是太不幸，太可怜了！”
老米蒂艾先生边说边摇着他灰白的脑袋。
“那关你什......我是说，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米蒂艾先生？”
“我们的下士，哎呀，我们亲爱的下士！”
“他怎么了？”
“你没有听说吗？”
“没有。”
“那场大火。
他表现得是那么勇敢，毫不退缩。
啊，太勇敢，太无畏了！”
“见鬼去吧！”英国人先生不耐烦地插了句嘴，“别介意，我是说我自己呢，我不太习惯讲法语，请继续，好吗？”
“一根掉下来的柱子......”
“天哪！”英国惊叫道，“压死了一个二等兵？”
“不，是下士，那个下士，我们亲爱的下士。
他的同伴们都非常爱戴他。
安葬仪式真是太感人了，太催人泪下了。
英国人先生，你流泪了。”
“关你什......”
“英国人先生，我尊重这种情感。
我向你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不会再打扰你高尚的心灵了。”
米蒂艾先生——他是一位绅士，他逐渐变黑的亚麻衬衫上的每一根线，他皱巴巴的手中拿着的可以装四分之一盎司鼻烟的小铁匣中的每一点烟灰，都可以说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绅士——米蒂艾先生手里拿着帽子，走了。
“当我上次去公墓的时候，我真没想到，”英国人先生走了几分钟，擤了几次鼻涕后说道，“我会再去那里！”
他径直去了那里，刚进门的时候他停了下来，考虑着他是否应该问下门房，那个坟地该往那个方向走。
但是，此刻他没有任何心情去问别人问题，他想：“我总会看到些标志什么的，那样我就知道是哪座了。”
他缓缓地边走边寻找下士的坟墓，从这条路走过去，又顺着那条路走回来，透过这些个十字架、纪念碑、石柱、方尖碑和墓石，端详着、搜寻着新近挖过的地方。现在，一想到这个墓园里埋着这么多人，他就不免有些心烦。
他从没想到这里埋着这么多人，连十分之一也没想到过。他边走边找了一会儿，又看到了一座座的新坟，不禁自言自语道：“我想这里除了我，所有的人都死了呢。”
不是所有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躺在地上睡着了。
他的确在下士坟上找到了某些东西，从而知道这就是他的坟地，这某些东西就是蓓蓓勒。
下士的伙伴们充满爱意地修筑了他安息的这片地，现在它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整洁的花园了。
在这个花园的绿地上，蓓蓓勒躺着睡着了，脸颊贴着草皮。
在这块草地上，有一个小小的、朴素的、没有刷过漆的木制十字架，蓓蓓勒的胳膊紧紧地抱着这个小十字架，就像许多次她抱着下士的脖子一样。
他们在他的坟头竖起了一面小小的旗帜（法国的国旗）和一个月桂花环。
英国人先生摘下帽子，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戴上帽子，跪在地上，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孩子。
“蓓蓓勒！我的小家伙！”
蓓蓓勒睁开了那仍然湿乎乎的眼睛，她起先有点害怕，但看清来人后，她就任由他抱着，眼睛一直望着他。
“你可不能躺在这里，我的小家伙。
你得跟我走。”
“不，不行，我不能离开泰奥菲勒。
我要和亲爱的泰奥菲勒在一起。”
“我们去找他，蓓蓓勒。
我们去英国找他。
我们去我女儿家找他，蓓蓓勒。”
“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他吗？”
“会的，我们会在那儿找到他的精髓。
跟我一起来，我可怜的孤独的孩子。
上天为证。”英国人先生低声说。在他起身之前，他摸了摸位于温和的下士胸部上方的草皮，说道：“我怀着感激之心接受这份托付！”
对于独自到这里来的一个孩子来说，这段路程很远。
很快她就又睡着了，这次她抱着的是英国人先生的脖子。
他看着她那磨破的鞋、擦破的脚、疲惫的脸，知道她一定是每天都到这里来。
他怀里抱着熟睡的蓓蓓勒，就要离开下士的墓地时，又停了下来。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下士的坟墓，又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围其他的坟墓。
“这是人们天真的习惯。”英国人先生犹豫的说，“我想我也愿意这样做。
没有人看的见。”
他害怕惊醒蓓蓓勒，走得很小心。到了门房那里，他看到有许多的小纪念品出售，就买了两个花圈。
一个是蓝白相间，还有闪闪发光的银色，上面写着：“献给我的朋友”；另外的一个是更素净、更柔和的红色、黑色和黄色相间，也写着：“献给我的朋友”。
拿着这两个花圈，他又回到了坟地，跪下了一条腿。
他让孩子吻了吻色泽较艳的那个花圈，并教给她如何将它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把自己手里的那个也挂了上去。
不管怎样说，这两个花圈放在这个小花园里还是蛮和谐的。
献给我的朋友。
献给我的朋友。
当英国人先生抱着蓓蓓勒，从广场的一角望向广场时，又看到老米蒂艾先生在那里晾晒他的红绶带，英国人先生感到很不舒服。
他极为费劲地避开可敬的米蒂艾先生，又花费好长时间偷偷摸摸地溜进他的寓所，就像一个正在被正义追捕的逃犯。
安全到达以后，他尽可能精确地按他所能记起的、他所看到的可怜下士照顾蓓蓓勒的方式，开始给蓓蓓勒梳洗，喂她吃喝，然后把她放在自己的床上。
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溜进理发店里，与老板娘简短地交谈之后，凭借钱包和名片夹的帮助，将蓓蓓勒的全部个人物品卷成一小捆，夹在腋下，跟什么也没有似的走了回来。
若要他堂而皇之地带走蓓蓓勒，或是为此功绩接受任何的赞扬或祝贺，这万万不符合他的行为方式和性格。于是第二天，他用巧妙而隐秘的方式将他的两只旅行皮箱带出了寓所，那副样子，从任何一个细节来看都像是要逃跑，只是他付清了他在城里欠下的少量债款，并给布克莱夫人留了封信，信封里放了不少钱以代替退房的通知。
半夜时分，有一辆火车要经过这里，他会带着蓓蓓勒登上这辆火车，回到英国，到他已原谅了的女儿家里寻找泰奥菲勒。
那天夜里，月光皎洁，英国人先生偷偷地离开了，就像是一个不会伤人的刺客，只是他揣在怀里的是蓓蓓勒而不是匕首。
大广场上静悄悄的，大街上也四下无人，一片寂静。咖啡馆关了门，弹子房里的弹子也一动不动地聚集在一起，睡眼惺忪的警卫和哨兵无处不在，甚至税务所那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食欲也暂时因为困乏而睡着了。
英国人先生走过广场，走过一条条街道，走出这座文明开化的城镇，走过这座城里无处不在的沃邦的军事工程。
第一个大拱门和边门的影子落在他的身上，又落到了他身后；第二个大拱门和边门的影子落在他的身上，又落到了他身后；他低沉空洞的脚步声在微微回音的伴奏下跨过了第一座吊桥；他低沉空洞的脚步声在微微回音的伴奏下跨过了第二座吊桥；他迈过一条条凝滞的水渠，终于到达了有水流和月光的地方，于是阴影不再了，低沉空洞的脚步声消失了，被条条暗流损害束缚的心灵也重获了自由。
想想吧，沃邦们，你们用这三层高墙、三层沟渠，用插销、锁链、铁条和吊桥重重封锁着自己的心灵。在夜幕降临，人们无法工作之前，拆除这些碉堡，将它们夷为平地，直至化为无所不容的灰尘吧！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他走进一节空车厢，在这里，他可以将对面的座位当做床让蓓蓓勒躺在上面，他又用自己的披风将她从头到脚盖住。
把一切安置好后，他直起身子，倚靠在自己的座位上，心满意足地开始思考，猛然发觉车厢开着的窗户外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那是一个像幽灵一样的小铁匣子，在月光下浮起，盘旋。
他探出身子，向外看去。
下面，在铁轨上，在车轮和灰尘中间，站着戴着红绶带的米蒂艾先生！
“打扰了，英国人先生，”米蒂艾先生喊道，将他的小匣子举得高高的有一臂之远，这个姿势显得他自己很低，“但是如果你慷慨的手能够在离别之际取走一撮鼻烟，我将永远珍重这只匣子。”
英国人先生将手伸出窗外，握了握他的手（在那么做之前，他没有问这个老家伙那关他什么事），说道：“再见！上帝保佑你！”
“英国人先生，愿上帝保佑你！”布克莱夫人喊道，她也站在铁轨上，在车轮和灰尘之中。
“愿上帝保佑你及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这个孩子，愿她在你的庇护下一生幸福。
愿上帝保佑你家乡里自己的孩子。
愿上帝保佑你不会忘记我们。
我们也不会忘记你！”
他几乎来不及接过她手中的花束，火车就在黑夜中飞驰离去。
花束外包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无疑这是她那位书法不错的侄儿写的）：“向没有朋友的朋友致敬”。
“这些人还不赖，蓓蓓勒！”英国人先生说，把盖在她熟睡脸庞上的披风轻轻拉开了些，使得他能够亲亲她，“尽管他们是这么地——”
此时，他自己也太“多愁善感”了，没法把话说完，只是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火车在月光下开出去好几英里了，他的手还放在眼睛上。
第三章 他的牛皮纸包
我的作品众所周知。
我是一位年轻艺术家。
你们一定很多次看过我的作品，尽管你们看见我的几率为五万分之一。
你们说不想看见我？你们说只对我的作品感兴趣，而不是对我感兴趣？不
要太肯定了。
稍等一下。
让我们一开始就用白纸黑字把一切记下来，以避免随后的不快与争论。
这交由我的一个朋友查看，他是记单员，工作与文学也有些联系。
我是一位年轻艺术家——从事绘画。
你们好多次看到过我的作品，也对我很好奇，你们认为一定见过我。
但是说实话，你们从没有见过我，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耿耿于怀。
如果有一个遭遇坎坷、始终不为人所知的名人，那就是我。
曾经有位（或者据说有位）哲学家说过，这个世界对它的伟人一无所知。
要是他的眼睛看到了我，他或许会说得更清楚些。
他会说，这个世界只了解那些表面上努力并取得成功的人，而忽略了那些真正努力却并未取得成功的人。
这是同一回事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耿耿于怀。
并不是只有我遭遇了这种不公正，只是比起其他人所遭遇的不公正，我更关心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如前面所述，我是一名青年艺术家，而不是慈善家，所以我公开承认这一点。
至于说其他受伤害的人，那就太多了。
你们每天在竞争激烈的苦海中录取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被你们折磨得头晕目眩、终日提心吊胆的幸运考生吗？不是。
你们录取的实际上是那些书呆子和他们的老师们。
如果你们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你们为什么不在明日清晨，将掌管城市的钥匙放在天鹅绒的垫子上，带着乐队，举着旗子，跪在地上请求那些书呆子们和老师们，请求他们出来统治你们呢？而且，你们的各种公共事务，包括财政报表和财政预算，还不都是一样？实际上，群众很清楚，到底是谁在做着这一切。
你们的达官贵人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吗？
是的，就像鹅是第一流的家禽一样。
但我得告诉你：如果鹅的肚子里没有填料，它的本来的味道可就令人失望了。
难道我是因为没有出名而愤世嫉俗吗？假设我出名了。
假设我的作品大受欢迎。
假设，它们无论是展示在自然光下还是人造光下都大受欢迎。
那么，它们就一定会被收藏在一些作品集里吗？不，没有，它们没有被收藏在任何作品集里。
出版权呢？
没有，无任何版权可言。
至少它们是保存在哪里吧？又错了，它们哪也没在。
你们会说：“无论怎样，你总是太情绪化了，我的朋友。”
我的回答是，我已经说过了，我是遭遇坎坷、始终不为人所知的名人，这就解释了我为何总是愤愤不平。
熟悉伦敦的人都知道在泰晤士河的萨里区一边，有个地方叫方尖碑，更多人叫它大石柱。
我这么说了后，不熟悉伦敦的人现在也会有所了解了。
我住的地方离那儿不远。
我是一个很懒散的人，不到非常必要的时候决不起床挣钱，然后又重新躺下直到钱花完为止。
有一天黄昏过后，我必须得弄点吃的了。
在一个熟人的陪伴下，我们一起走过滑铁卢大道。他与我住在同一间公寓，是做煤气安装的。
他这个人不错，曾在剧院干过，其实他本人也有些演员的气质，总希望有朝一日能登台表演奥赛罗，但我不知道是否多多少少因为日常工作的缘故，他的手和脸总是黑的。
“汤姆，”他说，“你心里好像有秘密！”
“是的，叮当先生，”——公寓里的人都这么叫他。他的房间在二层的正面，整间屋子都铺着地毯，家具也是他自己买的，即使不是真红木，也是地地道道的仿制品。——“是的，叮当先生，我心里是有个秘密。”
“所以你情绪才有点低落，是吧？”他侧眼打量着我。
“哦，是的，叮当先生，是跟这有些关系。”我叹了口气说，“所以总有些无精打采。”
“这也使得你有些愤世嫉俗，对吧？”他又说道，“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将其抛之脑后。”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这么做，叮当先生。但是，如果你是我的话，你就不会这么做了。”
“啊！”他说，“这话有些意思。”
我们又往前走了走，他拍了拍我的胸口，又提起刚才的话题。
“你知道，汤姆，写《陌生人》这部家庭剧的诗人曾经说过，你的心底有着默默的忧伤。”
“我的确有，叮当先生。”
“我希望，汤姆，”他压低了声音，友好地说，“它不会让你感觉很沉重以至于一蹶不振吧？”
“没有，叮当先生。
别紧张。”
“也不至于使你伪造——”叮当先生顿了下，又说，“譬如说，隐瞒什么事吧？”
“没有，叮当先生。
我是一个守法的艺术家，或者说画家，除此之外我不想多说什么。”
“啊！那么你运气不佳？
遭遇坎坷？
时运不济？
据我推测，难道是有什么烦心事在暗暗地蚕食你的心灵？”叮当先生说着，并对我投以赞赏的目光。
我告诉叮当先生，若要细述也就如此。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对我颇为赞赏。
我们说着说着，碰到了一群人，好多人在往前挤，想看看人行道上有些什么。借助旁边泥烛台上的两支蜡烛的光亮可以看到，原来在人行道的石板上，有各种各样的用彩色粉笔画的图案。
这些图案包括一条大马哈鱼的头部和上半身，很新鲜，像是刚刚从鱼贩子那里买回家的；一片皎洁月光下的半圆形海面；一些死的猎物；一些云纹花样；一位头发花白的，正在沉思的隐士的头像；一只叼着烟斗的猎犬；一个正在为使命而逆风前行的小天使，嫩嫩的皮肤皱得像刚出生的婴儿。
所有的图案，我认为都画得很精美。
在这些图案的一边跪着一位外表谦逊的画家，他衣衫褴褛，浑身瑟瑟发抖（尽管天气一点也不冷），正在吹掉月亮上的粉笔灰，用一块皮革擦拭隐士头像后面的轮廓线，或加粗一两个字母的最后几笔。
我忘了提到，文字也是图案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他的文字也写得相当不错。
那是用圆形字体写的几个字，很漂亮：“诚实的人是上帝最高尚的作品。”1234567890英镑，先令，便士。
拜求一份文员之职务。
女王万岁。
饥饿如0987654321一根尖刺。
小排骨，樱桃饼，福、德、禄、得、利、多。
天文学和数学。
此举纯为养家糊口。”
他的精彩表演博得了在场人群的一片喝彩。
这位画家擦拭完这一切后（其实是弄脏了这些地方），就在人行道上坐了下来，两腿蜷起，贴近下巴，半便士铜币便开始叮叮当当地落入场内。
“看到一个天才如此潦倒实在是可惜啊，不是吗？”人群中有个人对我说道。
“他本可以做些油漆马车或者粉刷房子之类的活！”见我没有作声，另外一个人接上了第一个人的话。
“为什么做那些活？单说他写的字就已经像大法官写得一样好了！”又有人这样说道。
“比大法官写得还好。”另外一人说。
“我见过他的字。
但他不能光靠写字来养家糊口。”
接着，一个妇人指出隐士的头发画得非常蓬松、自然；她的朋友，另一位妇人也说，大马哈鱼的鱼鳃如此逼真，你似乎能看到它在呼吸。
接着，一位乡村老者走上前来问这个谦逊的人他是怎么画成他的作品的？这个谦逊的人从他的口袋里掏出几张牛皮纸拿给他看，里面包着一些彩色粉笔。
这时，一个白肤黄发、戴着眼镜的笨蛋问，这个隐士是不是什么人的画像？对于他的问题，这个谦逊的人很悲伤地看了一眼画像，然后回答说，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记忆中的父亲。
这使得一个男孩尖叫道：“那这只叼着烟斗的猎犬是你的母亲吧？”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木匠用他的工具箱在男孩的背上推了一把，把他赶走了。
每当有人提出新问题或者作出新评论的时候，人群就更急切地向前挤一些，也更积极地扔上半个便士，这个谦逊的人把钱一个个地捡起来，神色更为谦卑。
最后，又一个老者走到前面，递给画家一张名片，让他明早去他的办公室做些抄写之类的工作。
与名片一起递过去的还有六个便士。画家万分感激地接了过去，就着蜡烛看了好几遍，这才把名片放进帽子，以防名片丢了的话，他还可以记得地址。
人群对最后的这件事情发生了莫大的兴趣，站在第二排的一个人嗓门粗哑地对画家说：“你现在找到工作了，不是吗？”画家回答道（却没精打采地带着些鼻音）：“谢天谢地，但愿如此吧。”
对此，人群中响起一片声音：“现在你有着落了”，于是半便士铜币扔在地上的声音明显少了。
我觉得有人拽着我的胳膊拉着我走，然后，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的拐角处，就剩下我和叮当先生站在那里。
“怎么了，汤姆，”叮当先生说，“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是吗？”我说。
“不是吗？”叮当先生反问道，“怎么回事？你看上去就好像是要杀了他似的。”
“要杀谁？”
“那个画家。”
“那个画家？”我重复了一遍。
说着，我笑了起来，笑得那么疯狂、那么粗野、那么阴郁，断断续续的，还十分刺耳。
我能感觉到是这样的，我知道是的。
叮当先生有些惊恐地看着我，但是什么也没说，我们继续往前走过了一条街。
突然，他停了下来，情绪激动、手指哆嗦地说：
“托马斯，我觉得我必须坦白地跟你说。
我不喜欢嫉妒心重的人。
我知道是什么烦心事在蚕食你的心灵了，是嫉妒，托马斯。”
“是吗？”我问。
“是的。”他说，“托马斯，你一定要警惕嫉妒。
嫉妒是长着绿眼睛的魔鬼，它让你看不到，也永远不会让你看到光明，相反，只会让你看到黑暗。
嫉妒的人让我感到害怕，托马斯。
我承认我畏惧嫉妒的人，就像你现在这样。
当你揣摩一位天才对手的作品，听到对他的赞美声，尤其是在他收起名片，你看到他谦逊的目光时，你的脸色变得如此凶恶，让人心颤不已。
托马斯，我听人说起过，从事艺术的人都有嫉妒之心，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你的嫉妒心会这么重。
我祝你安好，但是我要离开你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惹上麻烦，譬如说，因为刺死或者勒死你的画家同行，我相信你会的，那个时候不要叫我去提供证词，否则会对你的案件不利。”
说完这些话后，叮当先生走了，我们也就此断交。
我爱上了一个人。
她的名字叫亨丽埃塔。
尽管我生性懒散，但为了追求她，我会早早起床。
她也住在大石柱那边，我真心期望没有人会阻碍我们的结合。
说亨丽埃塔反复无常，倒不如说她是个女人。
说她喜欢漂亮的帽子，也就是隐约表达了她天性中的一个突出品味。
她答应和我一起散步。
说句公道话，她这么做是为了考验我。
她说：“托马斯，我没想别的，只是把你当作朋友。但是作为朋友，我与你一起散步，是希望也许会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的感情。”
于是，我们一起散了步。
由于亨丽埃塔的迷人魅力，我现在每天早起。
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勤奋致力于我的绘画事业，凡是熟悉伦敦街道的人不难看到，那个时候，街上的画廊数量增多了。
但是且慢！
时机还未到，且容我细说。
那是十月的一个傍晚，我与亨丽埃塔一起散步，享受着从沃克斯豪尔桥上吹来的习习凉风。
我们慢慢地转了几圈，亨丽埃塔就不停地喘气（女人总是因为爱情而激动），她说：“我们回家吧，沿着格罗夫诺广场，皮卡迪利大街和滑铁卢往回走。”外地人和外国人可能会不知道，她说的这些都是伦敦有名的地方，最后这个滑铁卢指的是一座大桥。
“不，别走皮卡迪利大街，亨丽爱塔。”我说道。
“为什么不走皮卡迪利呢？为什么？”亨丽爱塔问。
我能告诉她吗？我能承认，不详的预感正笼罩着我吗？
我能将我的心事说给她听吗？不能。
“我不喜欢皮卡迪利大街，亨丽埃塔。”
“但是我喜欢。”她说，“现在天黑了，皮卡迪利大街上一排排的街灯在夜幕下十分漂亮。
我要去那儿！”
我们当然得去了。
这是个怡人的夜晚，大街上行人络绎不绝。
空气凉爽，但不太冷，也不潮湿。
让我悄悄地说一句，今天晚上是最好的一晚，非常适合谈恋爱。
当我们走过皇家宫殿的花园围墙，沿格罗夫诺广场走去的时候，亨丽埃塔喃喃地说道：
“真希望我是个女王啊！”
“为什么要当女王呢，亨丽埃塔？”
“这样我就可以使你成名啦。”她说道，双手搂着我的胳膊，脸扭到了一边。
由此可以判断，前面所提到过的那种更温柔的情感开始在我们之间流动了，我也要据此信念调整我的行动。
就这样我们幸福地走到了讨厌的皮卡迪利大街上。
大街的右边绿树成排，还有绿色公园的栏杆，和一条宽阔的人行道。
“哦，天哪！”亨丽埃塔突然喊道，“那里出事了！”
我朝左边看了看，问道：“哪里，亨丽埃塔？”
“不是那里，笨蛋！”她说，“是公园栏杆那里。
那儿有一堆人。
哦，不是，不是出事了，是大家在瞧什么。
那亮光是怎么回事？”
她指的是人群脚边闪着的两点光芒，来自于人行道上的两支蜡烛。
“哦，过来看！”亨丽埃塔喊道，拉着我飞快地穿过马路，我想缩回身子，但是没用。
“我们也瞧瞧！”
又是人行道上的画。
中间的图案是半圆形维苏威火山，冒着烟，周围是四幅椭圆形的画，分别是：在狂风骤雨中航行的船只、羊腿与两条黄瓜、遥远小屋外金色的麦田，以及与实物大小相近的刀叉。中间那幅画的顶上还画了一串葡萄，整个画面的顶端是一条彩虹。
我认为，所有的图案都十分精美。
守在这些艺术作品旁边的这个人，除了意料中的衣衫褴褛之外，与之前的那位画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他的长相与举止都透出一股勃勃生气。
尽管衣衫破旧，他却向人群站展示出一种面貌，那就是贫穷并没有消磨他的精神，或使他背负羞耻而不能实实在在地努力、发挥自己的才干。
他作品当中的文字同样透出一股乐观向上的精神。
它表达了这样的一些观点：“作者虽穷，却并不沮丧。
他向英国的1234567890公众呼吁，英镑，先令，便士，向我们英勇的军队致敬！向我们英勇的海军0987654321致敬。
所有的英国国民敬请关注：一个用粉笔写字的普通作者A B C D E F G 愿意承担国内任何适当的工作。
万岁！”我觉得他所有的字都写得十分出色。
但是这个人，尽管表面上看他在卖力地用牛皮纸和橡皮擦比划着，实际上，有一点与之前的那位画家一样，那就是：他也在时不时地加粗一些字母的最后几笔，或吹掉彩虹上的粉笔灰，或者加深羊腿的线条。
尽管他做这一切时信心十足，但（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对绘画一无所知，而且他越描越糟。当他开始描金色麦田深处、从遥远小屋的烟囱中升起的紫色炊烟时（那烟原本很柔美），我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脱口叫道：
“别动它了，好吗？”
“喂！”我旁边站着的一个人用肘子捅了我一下说，“你怎么不发个电报过来呢？如果我们知道你要来，会给你准备点更好的东西。
你比他本人更了解他的作品，是不是？你写遗嘱了吗？你这么聪明，恐怕活不长。”
“先生，请不要难为这位绅士，”守着这些作品的那个人看着我说，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他可能也是一位画家。
如果是的话，先生，他会跟我有同感的，你看，当我——”他说话的同时也在调整着自己的动作，不停在图案上修饰着，每修饰一下就麻利地拍一下手，“葡萄的颜色我得让它淡一些，彩虹中的橙色需要再深一些，我得写好字母上的黑点，增亮黄瓜上的黄色，羊腿上的肉色需要再润点，在风雨中前行的船只上面还得增添一道Ｚ形的闪电。”
他这一切做得十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半便士铜币纷纷朝他飞下来。
“谢谢，慷慨的人们，谢谢！”画家说道，“你们的赞赏会使我更加努力。
你们会在英国名画家之列看到我的名字。
有了你们的鼓励，我会做得更好。
我一定会的。”
“没人能画出比这串葡萄更好的了。”
亨丽埃塔说道，“哦，托马斯，瞧那葡萄！”
“不能比那再好了，女士？
我希望有一天除了你那明亮的眼睛和嘴唇之外，我什么都能画得栩栩如生。“
“（托马斯，你这样做过吗？）你一定练习了好长时间，先生。”亨丽埃塔羞红了脸，“才能画得如此逼真。”
“我从小练习，小姐，”年轻人一边说，一边利落地涂抹着图案，“还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石窟里，学了两年多。”
人群中传来一阵笑声，一个刚挤到我身边的人说：“他是个聪明的小伙，不是吗？”
“多好的眼睛啊！”亨丽埃塔柔声说道。
“啊，他确实需要这么好的眼睛。”这个人说。
“嗯，是需要。”人群中也响起这样的嘀咕声。
“他要是没有这么好的眼睛就不会画出那么好的火山。”这个人又说道。
他好像把自己当成了权威了，周围的人都随着他的手指看向维苏威火山。
“在白天的亮光下要达到这种效果都需要好眼睛，何况仅有两支蜡烛，那几乎让他什么都看不到。”
那个冒牌货假装没有听到人们的谈论，现在又眯起了两只眼睛，似乎他的视力已经使用过度，还将他的长发——非常长——往后一甩，似乎是想让他发热的额头凉快一些。
我正在观看他装模做样地做着这一切，突然亨丽埃塔低声对我说道：“哦，托马斯，你的样子怎么这么可怕！”她把我拉出了人群。
想起叮当先生的话，我有些困惑，反问道：“怎么可怕了？”
“天哪！你看你，”亨丽埃塔说，“好像你要杀了他似的。”
我正要回答她：“我会的，我真想好好地给他一巴掌。”但是我忍住没有出声。
我们默默地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每走一步，刚才如潮水般涌现的温柔的情感就会消逝一点。
和之前涌现的时候一样，随着情感如退潮般地消逝，我也开始调整行为，我的胳膊开始变得松软无力，她都快搂不住了。分别时，我的那句晚安是如此地冰冷，把它形容成锉刀，也不会超出真实的范畴。
第二天我收到了以下通告：
“亨丽埃塔知会托马斯：我的眼睛一直朝你看来。
我祝愿你幸福，但是我们之间有一条永远无法填平的深渊。
一个人可以如此恶毒地对待比他出色的人——哦，看着他的时候那多么可怕的目光！——我永远无法与这样的人在一起
亨丽埃塔：
附笔：永远无法与他一起走向教堂的圣坛。”
收到这封信后，我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又恢复了懒散的天性。
在这段时间里，伦敦失去了我通常劳动的成果。
当我重又开始作画时，我发现亨丽埃塔嫁给了皮卡迪利大街上的画家。
我要不要把这些话告诉那位画家？这些话表达了多么令人痛心的空洞虚伪，真是辛辣的嘲讽！
我，我，我才是真正的画家。
我才是皮卡迪利大街上真正的画家，我才是滑铁卢大道上真正的画家，我才是这些街面上日日夜夜引起你赞赏的所有图案的真正作者。
我画了它们，又将它们出租。
你们所看到的那个用牛皮纸包着粉笔和橡皮的那个人，改动文字笔画的那个人，加深大马哈鱼色泽的那个人，你们信任的那个人，扔给他钱的那个人，租用了我的画——是的！我实话告诉你们！——他租用了我的艺术作品，除了那两支蜡烛，其余都并非他所为。
这就是商业社会中的所谓天才。
我装不出瑟瑟发抖的样子，装不出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更不会装出那种祈求文员工作的举动，我会的只是创作，只是绘画。
因此你们永远看不到我，你们认为你们看到我了，其实你们看到的是另有其人，而他只是一个商人。
我和叮当先生在滑铁卢大道上看到的那位画家，只会写一个单词，还是我教给他的，那就是“乘法”，你可能会看到他是倒着写这个字的，因为他不会正着写。
我和亨丽埃塔在绿色公园的栏杆那里碰到的那个人，只会用他的袖子和橡皮涂抹彩虹的两端——如果万般无奈实在需要表演一下的话——但是他根本画不了彩虹的弧线，就是杀了他，他也画不成月光、鱼、火山、沉船、羊肉、隐士或者任何我的值得赞赏的作品。
我的结论跟我一开始说的一样：如果有一位遭遇坎坷、始终不为人所知的名人，那就是我。
通常情况下，你看到过的，正在看的，以及将会看到的都是我的作品。但你看到我的几率是五万分之一，除非蜡烛燃尽，商人离去，你可能会偶尔注意到，有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年轻人正在奋力擦掉那些图案的最后痕迹，这样就再没人能够恢复它们了。
那个人就是我。
第四章 他精彩的结局  至此，大家都已了解，我卖出了前面的这两篇文章。
读者（我可以称呼为高贵的读者吗？）可以从它们已经出版这一事实得出结论：我把它们卖给了一个从没......
我将这些稿子以我很满意的条件出售后——从一开始与杂志社商讨出版事宜，我就没被一个人控制，这个人，用另外一个人的话是......之后，我又重操旧业了。
但是我很快发现：随着时间流逝，头发开始掉落的额头后面那片平静的区域开始变得不平静起来。
无须浪费唇舌多做解释——我所提到的额头正是我自己的。
是的，正是在那片额头上，不安就像传说中神鸟的黑色羽翼一样聚集着，这一点凡是精神正常的人都可以明白地看出。
否则，我不会一时冲动之下，去深入研究他。
那些文字现在一定已经开始印刷了，他很可能还活着，能够看到出版的文章，这些想法就像黑夜的女巫一样摧残着我本已疲惫的灵魂。
我的精神已彻底崩溃了。
不论是酒精还是药物，对我都没有任何效果。
我求助于这两者，但是它们只会磨损我的身体，使它每况愈下。
在这种压抑的状态中，我渐渐地消沉下去，我开始反复设想：如果他，这位不知名的人，在咖啡馆出现，并且索取赔偿，我该怎么应对。在今年十一月的一个上午，命运和良心突然联手赋予了我一个转机。
那天，我一个人在咖啡馆里，刚把火拨旺，背火站着，想试试火的热度是否能穿透我的身体，安抚我内心的呼救声。这时一个带帽子的年轻人站到了我的面前，他看上去很聪慧，只是头发需要修理了。
“请问是领班，克里斯托弗先生吗？”
“正是。”
这个年轻人甩了甩头，使其头发不再遮挡视线，然后从胸前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盯着我，意味深长地说（难道是我在胡思乱想？）：“这是校样。”
尽管已经闻到衣服后摆被火烧焦的味道，我却没有力气把它拉过来。
年轻人把他的纸包放进我微微发抖的手掌中，重复了一遍他刚才的话：（说句良心话，他非常地彬彬有礼。）
“这是校样。
A. Y. R."
说完这些话，他就离开了。
A. Y. R.？你也记得。
这三个字母是这个意思吗？后果自负。
他是在提醒我吗？
当心你的报应。
难道是在警告我什么吗？
胆大妄为，追悔莫及吗？
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这里的字母应该是O，而不是A。
我打开纸包，发现里面是印刷好的文章，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文章，也是读者读到的那些（我可以称呼为明察秋毫的读者吗）。
这些用来宽心的揣测都是没用的，它消除不了这些证明（英文中，“校样”与“证据”都可用单词proof表示，此处为狄更斯的文字游戏）。A. Y. R.指的一定是《一年四季》。
这个名字太合适了。
这是我卖出这些文章的证据。
我的惶惶不安与日俱增。
在一切成为定局、文章得以出版之前，我从没想到我所冒的风险、我将其公开发表所冒的天下之大不韪。
但是将钱退回去，取消协议，放弃出版，我做不到。
我的家庭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圣诞节就要到了，我的一个弟弟还在住院，一个妹妹患了不容疏忽的风湿性关节炎。尽管作为茶房，我也是无处求援。
但在这个家庭里，并不是这些“得了什么的”需要我的接济，那些“失了什么的”也需要我的接济。
一个兄弟失了业，一个兄弟没有钱承兑票据，一个兄弟失去理智疯了，还有一个兄弟失去理智跑到了纽约（同为失去理智，但有所不同），所有这一切让我实在是无力应对，只好另寻出路。
在各种猜测中，我的精神越来越差，我老是想着这些“校样”，想着圣诞节越来越近了，校样就要出版了，危险随时都会降临，总有一天，他会找到咖啡馆来，公然向我索要赔偿。
我先前曾向读者（我可以称呼为聪慧的读者吗？）隐约指出，那场令人难忘、出乎意科的灾难正在迅速地逼近。
还是在十一月的一天，但盖伊·福克斯最后的回音早已停止了回荡。
我们正处于淡季，骨头肉的销量低于我们的平均水准，酒的销量也同样不佳。
生意如此萧条不振。26、27、28和31号房间的客人在六点钟各自喝了点酒，用完餐后，打了会儿盹，便分别坐上双座马车，分头去赶各自的夜班邮政火车了，旅馆空了下来。
我拿了份晚报在六号桌坐了下来（这张桌子既暖和，也最受欢迎），在当天的各种引人入胜的文章中走了神，昏昏欲睡起来。
突然我被一个熟悉的叫声惊醒：“茶房！”，我回答道：“是，先生！”，然后发现一位绅士站在四号桌旁。
读者（我可以称呼为洞察一切的读者吗？）应该可以注意到这位绅士所站的地点——在四号桌旁。
他手中拿了个新潮的非折叠式的旅行包（我不喜欢这种包，因为我不明白，当你需要折叠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折叠，你父亲以前用的就可以折叠），他说：
“茶房，我要用餐。
今晚也住在这里。”
“好的，先生。
您想用点什么，先生？”
“一份粥，再来点鳕鱼，牡蛎沙司，还有一份骨头肉。”
“好的，先生。”
我按照惯例打铃叫了下侍女，普拉谢特太太走了进来，手里装模作样地举着一支点燃的大蜡烛，仿佛她身后还有一条长长的队伍，只是不见队伍中的其他成员。
这时，绅士走到了壁炉架旁，就站在炉火的右前方，额头靠在壁炉架上（壁炉架比较低，这使得他的姿势就像是一只随时准备起跳的跳蛙），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留着长发，颜色略淡，当他额头靠在壁炉架上时，他的头发乱蓬蓬地遮盖在眼前；当他转身抬头时，头发又会乱蓬蓬地遮盖住他的耳朵。
这让他看上去面容粗野，如同杂草丛生的荒地。
“哦！侍女。
啊！”他在思考着什么。
“当然。
是的。
我现在还不想上楼，请你把我的旅行包先送上去。
现在只要告诉我房间号就可以了。
你能不能给我24B室？”
（老天，这真是一条毒蛇！）
普拉谢特太太给他开了这个房间，然后把他的旅行包送了上去。
他就回到壁炉旁边，啃起他的指甲来。
“茶房！”他边啃边说，“给我，”继续啃着，“五分钟内给我拿些笔和纸过来。”还是在啃，啃的中间又断断续续地说着：“请，给我，找个，送信的。”
他毫不在意正在冷却的汤，写完六张便条并送出去后，才开始用餐。
三张送往市区，三张送往西区。
市区的是送往康希尔，拉德盖特山和法灵顿大街的。
西区的是送往大马尔伯勒大街，新伯灵顿大街和皮卡迪利大街的。
六处地方像是有组织地通通回绝了，也没见有任何的回音。
我们疾步如风的脚夫回来对此作了报告后，悄悄对我说：“都是些书商。”
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用完餐，也喝完了酒。
他现在——请注意这里与前文所述的一致之处——看上去焦虑不安，肘子碰翻了饼干碟子（不过盘子没有裂），要了一杯煮热的掺水白兰地。
我现在确信，这就是那个他，我开始浑身不自在，直冒汗。
他喝完热酒后，面色发红，又要了纸笔，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他开始写稿子，写完后却又付之一炬。
最后，普拉谢特太太把他送上楼睡觉。
普拉谢特太太（注意到了我的神色异样）下楼后告诉我，她注意到他的眼睛瞄着走廊和楼梯间的每个角落，好像是在寻找他的行李。她关上24B房间的门时，往后看了一眼，发现他整个身子已经钻在床底，衣服扔在一边，像机器应用时代之前的扫烟囱清理工一样。
第二天——在我担惊受怕一晚上之后——在我们所在的伦敦的这个区雾气很重，咖啡馆里白天也得点上煤气灯。
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坐在四号桌旁，由于煤气表坏了，他的脸庞在煤气灯下时隐时现，说不清什么表情。
又一次要了饭菜后，他出门了，整整离开了两个小时。
一回来他就问是否有任何回信，得到绝对否定的回答后，他马上叫了咖喱肉饭、辣椒粉和橙汁白兰地。
预感到生死争斗迫在眉睫，也感觉到我绝对不能低他一等，抱着这种想法，我下定决心，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于是，我也要了咖喱肉饭、辣椒粉和橙汁白兰地，并且躲在我的隔板后，从窗帘上方密切注视着他的一切行为。
这天稍晚些时候，他又叫了橙汁白兰地，我也低声向乔治要了一份，他是我的第二助手（我的第一助手请了事假），在我和酒吧之间招呼着。
那天真是糟透了，整整一天，他不停地在咖啡馆里走来走去。
他不时地走近我的隔板，朝里张望，很明显是在寻找任何与他行李有关的蛛丝马迹。
六点半时，我给他铺上桌布。
他又叫了一瓶陈酿红酒。
我也同样叫了一瓶陈酿红酒。
他喝他的。
我喝我的（只要我的职务允许），他举杯我也举杯。
他最后要了一小杯咖啡。
我也要了一小杯咖啡。
他打起盹来。
我也打起盹来。
最后，他叫茶房来开了账单。
看来最后决战的时刻终于要到来了。
我犹如离弦之箭，迅速做出了决定；或者换句话说，我在一分钟之内做出了决定。
这个决定是：我得先开口引出这个话题，承认这一切，再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解决这件事。
他付了账（对受到的服务理应付出报酬），眼珠转来转去，仍在寻找着行李的最后一丝痕迹。
仅有一次我们的眼神碰到一起，我发现他就像著名的蛇怪一样，目光炯炯有神，十分专注。（我想我这么形容他，没有错吧？）
最后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尽管样子有些谦卑，我还是伸出坚定的手，将校样拿到他的面前。
“我的天哪！”他大喊一声，跳了起来，用手扯着头发。
“这是什么啊？竟然印出来了！”
“先生，”我向他鞠了一躬，平静地回答道，“我承认，这一切不幸皆因我而起。
但是，我希望，先生，您能倾听我对此作出的解释，了解我并没有任何的不良居心——”
令我吃惊的是，他突然间用两只手臂将我搂在胸前。我不得不说，由于他所穿衣服上的扣子很硬，又扣得很高，我的脸，尤其是鼻子便遭了秧。
“哈，哈，哈！”他大叫着，狂笑着放开了我，又抓住了我的手，“你叫什么名字，我的恩人？”
“先生，我叫，”（我完全懵了，弄不清楚他的意图），“克里斯托弗，我希望，先生，当你听到我的解释——”
“印出来了！”他又大叫了一声，不停地把校样拍打在身上，仿佛要在里面洗澡似的——“印出来了！！
哦，克里斯托弗！
大恩人！
任何方式都无法报答你，但是多少钱你才愿意接受呢？”
我后退了一步，否则又会再次被他的纽扣袭击。
“先生，请相信，我已经拿到了不少报酬了，而且——”
“不，不，克里斯托弗！
别那样说！
多少钱你才愿意接受呢，克里斯托弗？
二十英镑够吗，克里斯托弗？”
不论我多么地吃惊，我还是很自然地明白该如何回答：“先生，我觉得除非这个人生来脑子就不够分量，是个傻瓜，才会觉得二十镑还不够。不过，我还是要说，太感谢您了，先生。”
因为这时他已经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纸币塞到了我手里，“但是，如果您不嫌冒昧的话，我还是想知道，我做了什么蒙您如此慷慨？”
“你知道，克里斯托弗，”他说，“从孩童时起，我就不断地努力想要发表作品，但是却又不断的失败。
你知道，克里斯托弗，所有活着的书商——有几个已经过世——都拒绝发表我的作品。
你知道，克里斯托弗，我不能印刷的作品太多了。
但是我要把它们读给你听，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你有时也放假吗？”
看到即将面临的危险，我当机立断回答道：“从不！”为了使这个回答更加地坚定，我加了句：“从不！从出生到死去，从不放假！”
“那好吧，”他说，不再想那件事了，又拿着他的校样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但是现在我的作品印出来了！
从父亲给我的婴儿床上萌发的最初一道雄心大志的光芒终于释放出来了！
金碗，”他接着说到，“经过拥有神力的手的敲击，发出了完美的响声。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克里斯托弗？”
“您说的是哪件事，先生？”
“这篇，”他伸长胳膊来端详它，“这篇印出来的文章。”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说给他听后，他又一次拉住我的手说：
“亲爱的克里斯托弗，谢谢你，要知道你充当了命运之手的工具。
你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一阵忧伤掠过我的心头，我摇摇头，说道：“或许我们都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回答道：“我不是泛泛而指，我仅限于这件事而言。
好好看看我，克里斯托弗！
不管我怎么努力想要将行李箱中的手稿发表，都无济于事——所有的稿子，不管我把它们送到哪里都会被退回——我把行李放在这里已经七年了，期望着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可以使这些始终不愿离开的稿子不再回到我身边，或者有人能不像我这么倒霉，可以把它们带给世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克里斯托弗？”
“是的，先生。”
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因此我断定他一定是昏了头了，这应该是橙汁，煮热了的掺水的白兰地和陈酿红酒共同作用的结果。
（陈酿红酒，经过第二种处理也就是加热后，最容易使人喝醉。）
“几年过去了，这些稿子仍然在灰尘中沉睡着。
终于，命运从人群中选派了她的代表，把你送到了这里，克里斯托弗，瞧！盒子打开了，巨人自由了！”
他说完后，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踮起了脚尖。
“但是，”他仍处于兴奋的状态，“我们今晚必须得熬个通宵，克里斯托弗。
我必须为出版社校对下这些校样。
把墨水瓶灌满，再给我拿几只笔来。”
他校对了整个晚上，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墨水，校样上也涂满了墨水，以至于当太阳（乘着四轮马车而来）向他发出警告，要他离开的时候，人们都说不清哪个是他，哪个是校样，哪个是墨渍了。
他最后的指示是：我应该立刻跑到这份杂志的编辑部，把他校对过的稿子送过去。
我照办了。
但是很可能这些校对的稿子发表不了，因为当我正在纸上写文章结尾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封来自博福德印刷所的信，信上说用尽了一切办法，也看不清楚他写了些什么。
对此他们中的一位先生——我就不必特意点出他的名字了——我只想说一句，在这个四周环水的辽阔海岛上，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他——笑了笑，把校对过的稿子扔进了火里。
全文完。
